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，9月19日，第六届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，会议聚焦“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”。林毅夫、余永定、鞠建东、刘元春、姚洋等近二十位重磅经济学家，对全球“再平衡”，以及中国1.2万亿货物贸易顺差在海外“挨骂”的现象，各抒己见，讨论热烈。您去年出了《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》这本新书，翻看之后发现，您是少有的视野触及国际关系、国际政治、国际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经济学家。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，同时中国从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文明复兴，对世界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因为制造业本身是规模报酬递增的，金融行业也是规模报酬递增的，就会出现强化的比较优势效应：只要我把制造业做大了，我这个制造业就会越来越强。其中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。越来越强之后，跟其他国家相比，比较优势就会越来越高。利用短期利益、长期利益、局部利益、整体利益这样一个矩阵框架，来分析现在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，能比较方便地帮我们理解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。这种分工的表现形式，正如我今天上午所说：全球的制造业集中在中国做，我们当然会出现贸易顺差；而美国输出的是金融业，进口的是制造业，货物贸易必然就是逆差。经济学也是一样，过去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现在的现象，那我只需要增加一些变量，但仍然是建立在过去的逻辑基础之上。虽然谁也离不开谁，但你可以进行有限度的平衡。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，中国经济在国内层面，确实存在多个领域的再平衡：如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、央地财政的不平衡、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等，的确需要认真对待。所以每个国家的资源配置，一定会不断集中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里面去，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。2025年12月，一名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内工作，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当日下跌 社 刘亚南摄。有学者认为，“再平衡”是西方政客和学者给中国经济定罪的圈套，炒作中国“产能过剩”，开出药方要中国提高内需，减少出口和削减赤字等等，是为给西方制造业腾出空间。所以金融行业也有网络外部性。就是这个行业规模越大，企业的效率就越高。这个范式转换所带来的冲击，大于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所见过的任何变革。：这就是今天会上您讲到的，这种局面并非刻意为之，而是市场分工造成的。高度依赖是好事还是坏事。：会上刘元春老师讲，我们为什么要谈“再平衡”。“霸权迭代”这个说法，实际上带有零和游戏的含义在。因为是范式转换，所以很难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来直接套用。【对话/ 高艳平 整理/实习生高胤颉】。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基于其最新研究指出，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人为设局，而是市场自发分工的产物，但这种“中国做制造、美国做金融”的极端格局，天生具备不稳定性，这便是中美大国竞争的根源。并且这两个中心是相互依赖的。为了避免全球失衡继续恶化，鞠建东提出一项“一石四鸟”的大胆政策构想：建议以中国逾1.2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为依托，面向海外发行10万亿元人民币主权国债，既能平抑顺差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，又能将这些钱用于刺激内需、地方债务解困及补充城乡居民养老金缺口。中美之间，双方的经济、金融高度依赖。我们有大量的数据来支持这个观点，比如中国的新能源电动车行业，比如美国的大模型行业，都是规模越大，效率越高。其次，全方位去理解这个问题，有不同的分析框架，有不同的学科。因为彼此高度依赖，所以利用高度依赖去攻击对方，这件事情是带有零和游戏的思维在里面的。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，实际上世界秩序正在从霸权迭代转换成竞争共存。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。所以所谓的全球不平衡，本质上是全球分工带来的结果。他的假设很简单，他说我现在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收益已经小于成本，划不来，我干嘛要去保护其他这些国家的安全。这种国家利益冲突，简单拆解一下就是整体利益、长期利益、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。在书里面我们介绍到，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体，我们将其简化为两个主要行业：一个是制造业，一个是金融业（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一个是制造业，一个是服务业）。中国专精制造美国专精金融，这种全球分工本身充满不稳定性。在谁也离不开谁的情况之下，你只能共存。我称之为“行业规模经济”，也就是说行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。我要去理解目前的大国竞争情况，我要往模型里加什么。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，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，都是在不断积累、不断修正的，这是科学的力量所在。加入了“行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”这个假设之后，我们就会得出一系列的结果。第三个是中国的崛起。未来呢。美国要“去中国化”，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，是为什么。但是权力的再配置又是由什么决定的。如果未来世界就是一个高度依赖的世界，那最终的稳态就不会是霸权迭代，而是共存。但是看看国内国外，其实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再平衡的问题。第一个是世界秩序的范式转换。以前的世界秩序都是霸权迭代。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很难去改变，因为一旦大家都用美元了，就不愿意离开美元了。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，加拿大就觉得自己高度依赖美国，造成了你美国可以卡我脖子。因为对中国高度依赖，或者因为我们对美元高度依赖，高度依赖反而就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了。有哪几个范式转换。但现在AI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才几年时间，但这个范式冲击是巨大的。比如说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，这持续了数万年；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也是500年；包括信息革命也经历了几十年。再次，我们怎么去建立这个分析框架。这是整个人类时代、人类社会的范式转换。加的假设越少越好。不仅制造业有规模报酬递增，金融业也有规模报酬递增。我们不能被美国政客牵着鼻子走。这是第一个范式的转换。在论坛结束后，就“再平衡”、中美大国竞争和上述争议议题，请教了鞠建东教授。最终全世界就出现了两个中心：中国成为制造业的中心，美国成为金融业的中心。我们就加了这样一个假设。你看看他对权力的理解，归根结底还是从利益层面进行理解的。过去一两百年里，我们解释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框架就是“比较优势”理论，或者在讨论全球市场竞争时讲的“完全竞争”理论。为什么。我们所采取的学科方法，称之为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，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。首先，世界局势实际上正在面临几个大趋势下的范式转换，我在《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》这本书和研究中多次这样讲过。因为金融业最重要的特征是网络外部性。看待这种大变革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，你可以从国际关系学里面去看，认为是权力的再分配、再配置。对美国来说，它的金融行业越做越强，国内资源必然向金融业倾斜，导致其制造业相对于金融业变得越来越弱。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西方讨论的政策焦点。从您这个框架出发，怎么理解再平衡。使用美元的人越多，大家从美元体系里获得的收益就越高。世界局势的三大范式转换。这个假设和80年代经济学讲的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太一样，我们强调的是行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。鞠建东： 对，这是市场分工带来的，分工形成了相互依赖。鞠建东：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理解现在的大国竞争，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全球失衡与全球再平衡，以及世界秩序的未来。比如说美国很喜欢全球霸权，但是为什么现在特朗普主张要往后撤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安全韧性。大家认为以前是美国主导，后面是不是就是中国主导。什么叫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。世界将从霸权迭代时期进入竞争共存阶段，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外景 社 胡友松摄。这是个资源分配问题，总共1000万个工人，如果已经有800万去从事金融服务业了，必然只剩下200万去做制造业。完全竞争里讲“看不见的手”。我就只加一件事情，加一个假设：假设每一个不同的行业是有规模经济的。第二个范式的转换，是人类时代的范式转换，所谓从碳基人到“碳硅基人”，这主要是AI带来的冲击；还包括新能源，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。9月19日，鞠建东和聊如何理解当下的全球失衡。是先从小康社会到中国式现代化，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。我觉得里面包含了这三个范式的转变，即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在这个时代。